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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匯率制度的轉型:波蘭與智利的道路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矣”,變化是這個世界永恒的主題。

一國經濟總是不斷在變,相應的匯率制度安排也要因勢而變。觀察匯率制度的演變史,正如欣賞一出傳統戲劇――各色演員粉墨登場,紅臉與黑臉相較,高唱和低吟相和;而在匯率變革的舞臺上,也總有“固定”與“浮動”的較量,“漸進”和“激進”的爭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爭論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選擇什么方向,確定何種路徑呢?對于這一問題,經濟學家們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他山之石,可以功玉,”匯率制度改革有成功的經典案例,也有失敗的經典案例,別國的道路,斑斑可尋。這其間有一條規律可尋。漸進式改革大多成功,漸進式改革往往經歷失敗不得不重返漸進之路。波蘭與智利的匯率改革案例,以其道路之曲折、經驗教訓之豐富而論,均有一定的經典意義。

序幕:兩種思維,各言其是

當一國的匯率制度面臨轉型時,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便是如何從舊的體系平穩退出,進而順利過渡到新的體系。就制度演進的路徑來說,轉軌經濟學流行使用“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的簡單二分法。后者可用“一步到位”概括其本質,而前者的準確含義是指為制度變革設置緩沖期并作出相應的過渡性安排。兩條路徑孰優孰劣的爭執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漸進論者信誓旦旦、激進論者言之鑿鑿。其實,在漢語詞匯的“漸進”與“激進”之間,人們已不知不覺地帶有一種主觀偏好。從字面上看,激進意味著快速猛烈,帶有一種冒然而不夠穩妥的貶義傾向。在傳統文化里,深的更是有“欲速則不達”之類的哲學警句,而俗的也有“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之類的生活用語。然而,正如鄧小平的“貓論”,實際效果才是評價兩種路徑好壞與否的客觀標準。在上個世紀的后二十年里,漸進主義似乎已在較量中占得上風,許多國家通過走漸近式的改革之路實現匯率制度的平穩轉型,如波蘭、智利。正像品味戲劇那樣,讓我們穿越時空,欣賞兩國在匯率舞臺上的精彩演出。

背景:從激進到漸進的探索

波蘭和智利兩國在匯率制度上采取漸進式改革是有內在邏輯的。要理解這一問題,需要聯系到兩國的整體改革背景。在改革的路徑選擇上,波蘭和智利兩國都經歷了一個探索的過程,兩國早期的改革都是非常激進的,但激進的改革帶來嚴重的后遺癥,兩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實踐證明這條改革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反思過去、吸取教訓,兩國后期的改革要比早期謹慎穩健許多,順勢而為,漸行漸進地推動匯率制度轉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波蘭的激進式改革是在巴爾采羅維奇主持下進行的,這位當時的財政部長(1989-1992)看上去完全是一幅學者模樣,戴著眼鏡,文質彬彬,沉穩中透著些古板;身體雖略顯瘦弱單薄,內心信念卻非常堅定執著,把他說成是“經濟自由化的斗士”毫不為過。在他任內,一場以休克式療法為藍本的自由化和私有化運動在波蘭全境迅速展開,其中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全面放棄商品的價格管制,讓市場配置資源。原來的價格體系被徹底拋棄了,而新的價格體系又沒有在短期內建立,市場處于混亂不堪的狀態。原本表現為極度商品短缺的隱性通貨膨脹顯性化了,商品價格開始猛漲,通貨膨脹率達到三位數的水平。原來能買一塊面包的錢只能買到一盒火柴了。巴爾采羅維奇為此開出了一劑猛藥,在他眼里,“激進的改革是需要激進的穩定政策相伴隨的”。為穩定價格,采用“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價格體系建立一個“名義上的錨”,再配以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這樣的穩定措施的確發揮了作用,通貨膨脹率降下來了,商品短缺現象開始緩解,價格體系也趨于穩定。但其它領域的改革就不走運了,一系列政策的失誤使這個國家深陷經濟衰退之中,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開始反思和質疑前期實行的改革。正如原波蘭財政部長科勒德克所做的評價:休克式療法”的確使波蘭的經濟“休克”了,但它未能提供很好的“治療”手段。到1991年,波蘭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制,主要原因是波蘭和美國之間的通貨膨脹差異導致茲羅提(波蘭貨幣)的實際匯率不斷上升,這使波蘭的出口受到極大的影響,經濟項目和資本項目均出現巨額逆差,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痛定思痛,波蘭后來的改革者不再狂飆疾行,而是采取一種更加穩健的姿態,匯率制度的改革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進行的。

智利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嘗試激進式的改革。1973年政變后,皮諾切特為首的軍政府開始上臺執政,他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觀點,力圖通過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金融的自由化和資本項目的開放使智利獲得大量急需的投資,但過快的開放卻為后來的債務危機種下了禍根。1977年后,智利開始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步伐,允許銀行舉借外債,放寬對資本流入的限制。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外債規模和資本流入量急劇擴大。到1979年,過快開放的負作用開始顯露出來,大量的資本流入導致比索實際匯率升值,出口受到嚴重打擊,再加上同年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上漲,智利出現龐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外匯儲備損失殆盡,國內經濟形勢開始惡化,每四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處于失業狀態。1982年智利政府被迫棄守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屋漏偏遭連夜雨,同年的墨西哥債務危機蔓延到了智利,投資者對智利的償債能力也產生懷疑,外資斷流使許多銀行面臨償付危機,智利政府不得不暫緩金融開放,并花三年時間進行整頓和調整。1985年后,智利方才逐漸擺脫債務危機的陰影,開始進行第二階段開放資本賬戶的改革。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一次要小心慎重得多。而最后結果證明這一階段的漸進式改革創造了奇跡: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時間里,智利經濟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被西方國家譽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樣板。

過程:漸行漸進的改革之路

波蘭和智利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背景非常相似,都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后來放棄這一制度的原因也極為相合:實際匯率的上升引發了國際收支的失衡,使國內經濟形勢開始惡化。作為固定匯率制度的替代,兩國先后選擇了爬行釘住制而非浮動匯率制,事后來看,這種選擇是非常合理的。與固定匯率制相比,爬行釘住制的好處是,它使匯率可以靈活變動,以此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保證一國的對外競爭能力;并且由于匯率波動具有信號效應,它還可以增加投機成本,阻止資本的大量流入,有助于保障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不采用浮動匯率制度也是符合兩國實際情況的,因為兩國長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若采用浮動匯率制往往會產生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況且實施浮動匯率制度要以一個發達的外匯市場為基礎,兩國當時還不具備這一市場條件;再者,激進式改革的失敗已經使兩國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的改革取向已經轉向穩妥的漸進式,在制度轉變上要考慮市場的適應能力,盡量避免制度和政策上的劇烈變化。

波蘭從1991年10月到1995年5月實行“爬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允許名義匯率在很窄的區間內爬行浮動,中心匯率根據美元、馬克、英鎊、法郎和瑞士法郎5種貨幣的籃子決定,爬行率根據波蘭與其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通貨膨脹差異率決定。隨著波蘭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大量外國資本開始流入波蘭國內,茲羅提面臨升值的壓力,波蘭中央銀行為此不斷小幅擴大茲羅提的爬行區間,并在市場上買入外匯以維持匯率穩定。但這樣的結果是導致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大大增加。為防止銀行信貸過度擴張,中央銀行又不得不擴大對沖操作的力度。隨著資本流入的增加,對沖操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估計,為了對沖1億美元的資本流入,波蘭中央銀行必須發行相當于2.5億美元的債券。與此同時,經常項目的大量順差也表明茲羅提被低估了,匯率水平需要重新定位。在資本流入和貿易順差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波蘭政府從1995年5月到2000年4月實行“爬行釘住一籃子貨幣加區間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樣的制度安排增加了匯率調整的靈活性;不斷擴大茲羅提的爬行區間也使匯率變化更富有彈性,它有助于找到更加合理的匯率水平。如果說以前的匯率改革是各種壓力推動的結果,那么這一階段的調整可以被認為具有相當的主動性,它體現了波蘭政府明確的政策取向――最終目標是要建立“沒有浮動區間、沒有中心平價、沒有人為貶值、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為此,波蘭政府有意作出一些政策安排,加強匯率決定中的市場因素,推進外匯市場的建設,增強市場的調節能力和適應能力。隨著茲羅提爬行區間的日益擴大,釘住制度下匯率的“名義錨”作用將逐漸消失,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框架需要為此作出調整。1998年,波蘭中央銀行明確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以此作為新的“名義錨”來穩定經濟。以上述政策安排為鋪墊,實行浮動匯率制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了。到2000年4月,鑒于茲羅提的爬行區間已經達到國際公認的較寬區間,外匯市場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業已具備,波蘭政府抓住有利時機,適時地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

智利從1982年9月開始實行“爬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一制度安排是與實際情況相適應的。智利的貿易伙伴國主要是美國,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智利經濟的穩定;但它的弊端在于國內政策調整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美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遭到削弱。隨著貿易結構的多元化,智利于1992年7月開始實行“爬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貨幣籃子由美元、德國馬克和日元三種貨幣組成。這一制度一直持續到1999年2月。在此其間,與波蘭的情形相似,智利也面臨大量資本流入的問題。為了減輕貨幣的升值壓力,中央銀行需要入市干預,買入外匯,再通過對沖操作回籠釋放的基礎貨幣。但智利國內的債券在對沖操作中幾乎用盡,發行央行票據又面臨很高的利息成本。在這樣的背景下,智利政府采取“幾條腿同時走路”的辦法。一方面逐步擴大比索的爬行區間,這種做法可以增大投機成本,從而減少投機資本的涌入;另一方面適時調整比索的中心匯率水平,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智利政府先后4次微幅上調比索的中心匯率,靈活的安排和主動的調整保證了匯率適應經濟情況的變化而始終處于較合理的水平。智利政府也吸取了第一階段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教訓,特別加強對短期資本的控制,防止短期資本的過度流入。從1991年6月起,開始實行無償準備金制度,要求流入的外資必須留出一定的比例存放在中央銀行,它相當于對資本的隱性稅收。這一制度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適用范圍,可以對不同期限的外資實施“差別待遇”――不同的準備金比率。無償準備金制度的效果是相當明顯的,它對短期資本流入形成制度性排斥,并且又不會影響到長期資本的流入。經過長期的匯率市場化改革,比索的爬行區間已達到公認的較寬區間,通貨膨脹率已經穩定在低水平。1999年,智利政府將穩定3%的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將“通貨膨脹目標”作為穩定經濟的“名義錨”,這實際上為匯率制度的轉型提供了前提條件。同年2月,匯率制度轉型的時機已經成熟,智利政府宣布實行自由浮動匯率。

結局:近乎完美的制度轉型

從固定匯率制度到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波蘭用了10年時間,智利花了17年。兩國的匯率改革是成功的,在匯率制度的轉型期間,宏觀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出口競爭力未受到重大影響,通貨膨脹始終被控制在低水平。縱觀兩國匯率制度演進的全過程,每一次微調都順應當時經濟環境的變化應對當時的經濟難題,因勢而行,順其自然。為了完成最后的制度轉型,兩國都做了大量的準備,包括外匯市場的建設,匯率波動幅度的放松,對外出口競爭力的培養,貨幣政策目標的轉換等等。由此看來,為匯率制度轉型創造適當條件,漸近準備,等到時機成熟時再順利過度,雖不敢說這樣的改革路徑能保證百分之百的成功,但至少它沒有很大的風險,不像激進式改革那樣狂風暴雨般肆虐,過后問題狼藉,不堪收拾。

本文還須有一個小小的結語,命意就是很顯豁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以波蘭與智利這樣的小國尚且運籌帷幄,三思而行。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怎么可以輕舉妄動?曾聞有學者在北京大學演講,說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最高的辦法是“出其不意”。怎么個“出其不意”法呢?原來是這樣的:“今天政府告訴大家,哪有這回事啊,哪有人民幣要升值啊,都是北科院那個某某人在瞎運,大家都回去睡覺吧,人民幣不會升值。第二天早上,大家起來一看,人民幣已經升值了。在大家沒有任何預期的情況下把它一次性地升值到位,這就是一個最優的政策!”書生論兵,真是輕而易舉。如果改革這么容易,中國真不該讓美國官員數次敦請,害得國務卿賴斯大熱天里再度趕到北京。真正當家的人知道這家棋一出招就需要多大的智慧,如稍有閃失,殘棋難收。6月8日,中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世界央行行長論壇上表示“用漸進的辦法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是我們的選擇”;6月2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六屆亞歐財長會議(天津)開幕式上明確指出人民幣匯率改革要堅持三項原則,即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如何走好這條漸進式之路呢?波蘭與智利的經驗教訓應當有一些可盜借鑒之處。

羅林許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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