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新興市場貨幣遭遇拋售。過去四個多月來，泰銖對美元下跌10%，印尼盾跌幅超11%，印度盧比更是下跌超過16%

美聯儲究竟會在9月還是12月開始縮減量化寬松（QE）規模？這一時點最終只能留下歷史的腳印，重要的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寬松浪潮終將退去。

這一預期推動美國和德英等國債收益率紛紛飆漲，還引發資金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的擔憂，使得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繼續大幅下挫。在印度盧比、印尼盾等貨幣紛紛創出長期新低后，拉美幣種也爭先恐后地相繼跳水。

如果說日本央行的激進寬松政策此前尚能安撫亞洲投資者的心，日本上調銷售稅的不確定性則開始讓亞洲新興市場深感不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權衡是否按原計劃在2014年4月份把目前5%的消費稅提高至8%。

市場已經意識到，大量逐利“熱錢”流入并推高資產價格的情景正成為亞洲金融市場的過去時。亞洲新興市場貨幣首當其沖遭遇拋售。過去四個多月來，泰銖對美元下跌10%，印尼盾跌幅超11%，印度盧比更是下跌超過16%。

一切聽上去似曾相識――貨幣暴跌、經常項目赤字擴大、各央行爭先恐后地出手干預。人們不禁要問，亞洲是否會重演1997年金融危機？

風險不可小覷

的確，人們有理由擔心美國收回前所未有的大規模QE政策可能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尤其是亞洲新興市場）的動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已提出風險預警，表示利率波動和長期利率的過度調整可能難以控制，并會破壞美國的經濟復蘇。IMF研究表明，美國長期債券收益率每下降100個基點將使美國GDP增長率平均提高2個百分點。但如果美聯儲減少購債規模，起反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金融危機后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絕大多數是容易撤離的資產類別；一旦出現問題，這些資本很可能逃得比誰都快。此外，從地區分布格局上看，更多資金流入了亞洲和拉丁美洲，而在本次危機前則主要流向東歐。

大量資本流入亞洲新興市場，加上實際政策利率長期偏低，導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基本面持續惡化。多數國家的經常賬戶盈余大幅收窄，印度和印尼尤其明顯。

更令人擔憂的是，多數亞洲新興市場的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同時債務快速上升。據野村固定收益部門研究，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中國內地和泰國的私營部門債務占GDP比例至少提高了30個百分點。野村認為，退出寬松政策可能會使全球投資者在估價時重新重視風險因素。亞洲新興市場的經濟基本面與市場估值之間的偏差已經拉大，但是流動性縮水可能會開始調整這一偏差。

一旦退出QE造成亞洲金融市場動蕩，另一個極具破壞性的作用力就是惡性循環――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價下跌和信貸息差擴大將削弱危及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收緊信貸并減少金融財富。這轉而又會傷害亞洲經濟增長和基本面，從而進一步抑制資產價格。

這一次有何不同？

不過，目前為止經濟學家們并未陷入悲觀情緒，多數人認為亞洲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小。

首先，與1997年不同的是，目前亞洲經濟體大多不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目前東南亞國家匯率靈活性已大幅增強，近期匯率貶值也一定程度上為外部沖擊減壓，讓商品在國際市場更有競爭力，促使消費者減少進口。

其次，當前新興市場的外匯儲備早已遠超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政策當局應對資金流出的能力相對較大。例如，作為1997年金融危機風暴眼的泰國目前的外匯儲備達到1660億美元，而當初接受IMF援助時外匯儲備幾乎為零。更重要的是，所有國家如今都會公布詳細的外匯儲備數據和銀行不良貸款數據，使得市場能夠及時作出反應。

第三，經常賬戶改善。目前，印度和印尼的經常項目形勢惡化，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傷情”輕一些。但與1997年相比，情況仍然要好得多。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三年中，中國香港、印度、印尼、韓國、菲律賓和泰國都出現大量經常項目赤字。但如今，中國香港、菲律賓和韓國都處于盈余狀態。

第四，外債多以本幣計價。亞洲金融危機時，各國公司、銀行和政府背負了巨額的美元債務，當本幣貶值時，公司和銀行便難以償債。而過去幾年來，雖然各國債務水平有所上升，但亞洲主要國家的多數債務以本幣計價，貶值對還貸能力的影響就小得多。

另外一點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是當時亞洲的增長驅動引擎，但如今承擔這一角色的是中國。盡管中國也進入了增長放緩期，但今天的中國顯然要比1997年的日本經濟增勢強得多。

對中國而言，本輪新興市場波動的短期直接影響并不大。

貿易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增長放緩、貨幣貶值不利于中國出口，但影響程度有限。金融方面，由于市場風險偏好程度降低，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導致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得國內流動性偏緊，對經濟增長構成壓力。

但中國經濟基本面好得多，尤其是經常賬戶盈余、通脹溫和、經濟增速較高。同時，中國外匯儲備充足，資本賬戶也未完全開放，央行的匯率管理能力較大，政策回旋余地也大。因此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將小于其他新興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