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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峰會暨2013年《國際金融研究》論壇(秋季)

2014-02-19 11:44:15
來源:你我貸

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峰會暨2013年《國際金融研究》論壇(秋季)

――變化中的全球金融業:問題與選擇

時間:2013.10.31

地點:中央財經大學學術會堂

主持人:

尊敬的李揚教授、曹遠征博士、黃志剛總經理,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上午好,由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和中央財經大學共同主辦,中央財經大學學院,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編輯部和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的“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峰會暨2013年《國際金融研究》論壇(秋季)”現在隆重開幕!

我是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張禮卿,同時我也是咱們國際金融學會的副秘書長。首先請允許我代表主辦單位對各位在百忙之中前來參加本次論壇進行學術交流表示熱烈地歡迎和衷心感謝!

近年來,得益于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的積極倡導,《國際金融研究》雜志編輯部以及主管機構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的積極推動,以及雜志理事會成員、高等院校、經濟金融學院的大力支持,一年兩屆的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峰會暨國際金融論壇越辦越好,已經成為我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高水平的論壇,通過主題演講、主旨演講、圓桌會議、論文宣讀等形式,同行之間分享最新的研究發現,對有爭議的問題展開交鋒,既注重理論和實政研究,又關注熱點問題,每次論壇都是精彩紛呈的學術盛宴,今天我們大家再次相聚在一起,以變化中的全球金融業問題與選擇為主題,準備延續和發展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活動。

各位同行朋友,2007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10年至2012年的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全球銀行業已經發生了許多深刻的變化,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索和研究,比如說,應該如何在推進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金融全球化正在面臨怎樣的挑戰,應該如何加強全球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金融監管合作,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發展趨勢以及潛在的影響是什么,歐元區的金融改革和銀行聯盟將如何演變,當前,中國金融部門的主要風險是什么,未來一個時期中國金融改革與開放的主要內容和挑戰是什么,中國金融自由化應該遵循怎樣的順序等等,我們期待著同行、朋友們對這些問題提出獨到分析和判斷,以便推動學術進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論壇上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教授和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博士為我們做主旨演講,李揚教授和遠征博士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他們有著很深的學術造詣,同時也有豐富的政策制定和實際操作經驗,我相信他們的演講將是論壇中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各位朋友,作為我國最早的金融學國家重點學科之一,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長期以來在努力完成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大學職能的同時,一直致力于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在過去五六年里通過大家熟悉的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中國金融教育論壇和高水平的各個專題國際學術會議,為促進國內外同行的相互交流作出了我們的應有貢獻,今天在座的兄弟院校的同行朋友們有很多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他們也是我們歷次活動的積極支持者,在此我也再次對你們表示感謝!

可能大家已經發現和以往有所不同,今天論壇的開幕式簡化了,我們沒有大的主席臺,沒有大領導講話,也沒有很多鮮花擺設,這算是一個小小的改革,是我們和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同行們在最近深入學習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的最新成果,可能大家有點不適應,但我想這是一個積極的實踐,因為學術活動本身不太需要太多客套和形式,更不需要奢華,另外我想我們取消了一些內容之后,會有更多時間用來進行交流。

最后請允許我對所有的參會者表示感謝,尤其是感謝各位主旨、主題和圓桌會議的演講嘉賓,沒有你們的參與,這個論壇會黯然失色,同時要特別感謝那些積極響應論文征文的年輕學子們,你們成就了今天的論壇,更讓我們感到我國的國際金融研究事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感謝我們的承辦合作者,特別是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雜志編輯部的精誠合作,感謝諸多新聞媒體的關心和支持,相信你們的參與將使論壇嘉賓的睿智見解獲得更大范圍的分享,相信你們的參與將使我們的論壇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感謝本屆論壇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沒有他們持之以恒的辛勤努力,這個論壇也是不可能如期舉辦的。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本屆論壇取得圓滿成功,也祝各位來賓和參會朋友們在會議期間身體健康,心情愉快,一切順利!謝謝大家!

現在我們就進入主題演講的階段,剛才我說過,今天非常有幸邀請到了兩位嘉賓,首先我們將隆重請出李揚教授,我先介紹一下李院長,估計大家不需要,但從形式上還是稍微說兩句,李揚教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國內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李教授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長期以來他一直在中國社科院從事金融理論與政策的研究工作,他曾經擔任財貿所研究員副所長,金融所所長,在2004年到2006年,曾經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院長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黨組成員,李院長有著很高的學術造詣,他從事過很多開拓性研究,發表過大量學術著作和論文,曾經數次獲得孫治方經濟學論文獎,他的主要理論覆蓋貨幣、金融市場、財稅等方面,他曾經于1992年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并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現在我們隆重有請李教授。

李揚:

尊敬的各位禮卿老師、各位來賓,大家早上好!我接到邀請時正在日內瓦訪問,當時正在和一些國際金融界的朋友們交換看法,當時我們就討論一個問題,正好和它的主題契合,叫做“變化中的全球金融”,現在的金融體系很復雜,哪一部分在服務實體經濟?大家有個共同的感覺,恐怕是影子銀行在服務實體經濟,中國比較好類比,正規的金融體系就好象國有單位的正式職工,他不干活,雇好多臨時工來干活,現在在整個金融體系里,正規金融體系就是正式工,影子銀行就是臨時工,我很想就這個題目跟大家交流,但我看大家驚異的表情,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判斷,需要非常縝密的論證才行,雖然上次在這個講臺上我也跟大家匯報過關于影子銀行的研究和體會,我對銀行的發展給予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不妨想一想,要想存活必須服務于實體銀行,我們的大銀行你可以賺來賺去,錢賺得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但你不服務實體經濟,這個問題雖然不成熟,今天我不講這個,但我想提出來,因為這是一個高端論壇,我想提出來請各位研究這個事情,這個事情非常大,現在在美國也是這樣,我在日內瓦和一些朋友談這個事情,大家也感覺到現在的正規金融體系也就是支付清算,吸收點存款,干點這個事,真正和企業打交道,特別是和那些創新型企業打交道的都是影子銀行在做,影子銀行自己不創造貨幣,但它通過一定手段從正規銀行體系中去吸取資金,用它非常創新的、個性化的產品來服務實體經濟,這是一個大事,如果這個基礎判斷成立,有很多東西就得改寫了,我們的整個金融結構、金融理論、宏觀調控等都得改寫,這次是在大學里,雖然我的想法很不成熟,但我很愿意把這個想法提出來請大家研究。

一直到昨天我還想講這個,一直在搜集資料,后來還是覺得不充分,今天要來跟禮卿交帳,所以就講一個算是過氣的東西吧,“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當然,這個東西最近我們也一直在做,還是有一些進展,想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請教。

我講兩部分,一個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存在的一些問題;第二,在當今講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一定少不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而人民幣國際化顯然有一些新的進展,我把這兩方面的情況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們討論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時候可能還是要不斷回到原點上,所謂“原點”就是什么是國際金融體系的要素,現在大家談國際貨幣體系就談儲備貨幣,這已經是一個過去的問題,或者已經不是討論新結果的問題,這種情況下當我們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我們關注什么呢?昨天我在一個會上直言不諱,說現在我們的當局還在關注要在IMF里增加份額,有用嗎?有意思嗎?大家都知道,份額是買的,不買到15%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們的重點到底應該放在哪里?我覺得需要理清。

再回到起點上,什么是國際貨幣體系的要素,要素有四:

一,儲備貨幣選擇,這一點不言而喻;第二,匯率安排,這一點是可以忽視的;三是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一旦出現問題怎么調節,怎么協調;第四,更廣義的國際貨幣合作。

今天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就金融來談,如果深入研究,應當討論國際分工的問題,討論分工,要更進一步地討論科技發展、科技進步對整個生產方式革命性的變化,我想這對于國際金融的問題我們才不至于迷失在局部的,也許是沒有意義的細節上。

我對現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判斷,它已經進入到了“戰國時代”,如果我們沿著儲備貨幣的線索來研究國際貨幣,你就會看到,以儲備貨幣多元化為基本傾向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進程早在第一次美元危機的時候就已經啟動,中間經歷了好幾個大的事件,比如特別提款權推出,這是多元化嘛,而且是美元霸權承認的,在一定意義上推動的多元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80年代全球危機,不能細講,這段時間我在研究這一段段過程中的事情,發現還有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90年代末的歐元面世以及此次全球危機可以看出來這樣一個多元化的趨勢勢不可當。

因此,當我們說下一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目標是多元化,這其實已經是在重復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而已,而且我認為這個事情不必多說,它實際上是一個結果,因此,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是真正進入到了“戰國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在討論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時候,忘掉任何意義的單一貨幣實體,什么“超主權”等等,沒有任何意思,在世界多元化的情況下,貨幣當然多元化,尤其是現在的全球格局正在發生此消彼漲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貨幣上一定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變化非常緩慢的事實。

我們給張表大家看一看國際儲備貨幣結構的變化,美元這十幾年來大概掉了十個點,當然這里面從2008到2012大家看到,從2008到2010它掉得很厲害,到2012又回來了,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的慣性是非常強的。

歐元,大家看,歐元一直是凱歌前進,從十八點幾到二六點幾;但歐債危機發生之后它就下來了;英鎊比較穩定,日元也相對穩定,穩中有升,是這樣的趨勢。

十年的變化,看來總的趨勢是很清楚的,美元比重在下降,其它貨幣比重上升的變化沒有特別多的規律可循。

我們剛剛反復說儲備貨幣多元化已經是既成事實,那么我們討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我們要想在這里面發揮作用,主要在什么地方發揮作用呢?我認為應當主要考慮匯率問題,而這么多年來我們就是在匯率上吃虧。

我覺得匯率是這樣,提儲備貨幣多元化,一個是主要儲備貨幣,關鍵貨幣,一個是非儲備貨幣,儲備貨幣之間應當有一個穩定的規則,應當有負責任、有管理、透明而且有約束,也就是說美元、歐元、日元等等,它們必須有一個調整的規則,否則我們用你做一個公共品,大家看到,這些年來,正是它們之間的劇烈波動,使得世界其它國家,特別是亞洲,受到了極大的不利沖擊,著名的所謂“息差交易”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是罪魁禍首,這次它又顯示出了罪魁禍首的嘴臉來,所謂量寬退出就怕有這個東西出現,這個東西就是因為儲備貨幣不負責任,禍水往他國引,把調整責任放到別的國家去,而沒有儲備貨幣的大國,像中國,受害最深。

所以我們覺得不能夠任由它自由浮動,所以我們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大聲疾呼,要求儲備貨幣的主要發行國要承擔它應有的責任,不能像美國今天這樣隨心所欲。這個訴求在G20倫敦峰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說了一大段話,說過要對主要貨幣儲備國家的貨幣政策給予約束,要讓大家參與,要負責任等等,但這個話我記得我還就是在《國際金融研究》發表的,我說這個話被會議主持者善意的忽略了,當時的報道是,“中國的聲音響徹英倫大地”,我說根本就沒有,最主要的聲音英倫大地根本就沒有反應,這也說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以及在中間顯示出大國的利益博弈其實是很殘酷的。

我們在談到匯率問題的時候,我注意到大家研究不多的一個問題,把匯率國策和貨幣武器這個問題拿出來說一說,說到匯率好象就是你管了,但我們管得不對,欠一點什么,因此我們改革,我們跟外國人談話都說得吞吞吐吐,理不直氣不壯,這里我覺得我們要跟大家深入討論,匯率作為一國貨幣之國策,作為武器的重要意義。

美國經濟學家亨利是最早研究貨幣國策的經濟學家。他指出:“貨幣國策是指通過操控貨幣環境來影響其它國家政策的努力”,這個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我發現很多人忽視了它,這是二戰后全球經濟反復呈現的一個特征,在過去40年的若干關鍵時刻,美國利用歐洲和東亞國家的弱點,改變其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進行政策調整,我想必須認識一致,它就是這樣做的,因為我們現在還感受著這種壓力,盡管匯率武器在有的階段比其它階段更成功,但在貿易失衡的國際調整過程中它一直都扮演著關鍵角色,然后又對匯率武器做了一個定義,所謂匯率武器指的是“一國利用匯率手段來迫使它國進行政策調整”。

我希望在研究國際貨幣體系的時候從國際貨幣的局限中跳出來,趕快進入匯率,進入匯率不要以為它是國際規則,國際慣例,是我們必須服從,必須學習的東西,不對,從來它就是主要國家的工具,一定要看到在“慣例”等詞匯下隱藏的國際利益,這個利益是由外國經濟學家首次指出來的。

關于匯率武器還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經常帳目出現失衡,各國之間出現經濟沖突時一般可以有三個選擇:一、他國調整;二、改變匯率;三、本國調整。那么政策選擇顯然是別人調整最好,其次當然是大家一起調整,在匯率的變化上反映出來,最差的是自己調整。

我們看美國做了什么事?你調整,中國要怎么怎么,它不調整,到了現在為止它也不認為它要調整,這就是是一個強勢大國,掌握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遇到事情時它選擇的邏輯,這也很自然,我想中國什么時候要是這樣,我們也是你調我不調。但在這個調整過程中通常都要變動匯率,而匯率盡管主要是對方調,但究竟它是反映了兩國之間的關系,在兩個關系都會產生影響的情況下,匯率調整何以成為工具、何以成為武器呢?

那是因為三條:

第一,對于匯率變動的所有后果,強勢國是明白的,而被調整的國家不明白,就像我們,我們有時候談到匯率,大家都義憤填膺,一定要怎么怎么,你不知道背后潛藏著人家的算計;

第二,大國對于匯率波動的容忍程度遠高于他國,它能夠容忍匯率的波動,因為它的經濟體系已經適應這種匯率波動而你不適應。

第三,大國貨幣的霸權地位會使得其具有經濟的支配力,使之可以通過匯率變動而獲益。我想,通過匯率的問題我們必須通過匯率制度這個淺表的現象深入到背后的利益關系,它不是中性的,它從來就是掌握匯率變動主動權的大國的武器,是它的國策,我想今天講下來,記住這兩個字,就很有收獲了。

歷史上美國經常通過干預匯率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有非常嚴格的一些數據的統計,1973年3月2日到1997年3月19日,美國隊匯率市場進行干預,共有1000多次,它干預,而不是讓對方國家干預,它自己去干預,其中971次針對的是德國馬克,243次針對日元,這是美國學者做的統計。

數字擺在這里大家就不要說話了,干預匯率是各國從來都干的事情,所以我們有調整的匯率也無可厚非。

不僅如此,在1988年美國頒布了《綜合貿易與經政法》,要求財政部每年兩次向國會提交《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這個報告現在還在提交,在這里面每一次它都要列舉誰是匯率操縱國,一開始是德國,是日本,是韓國,中國臺灣省,現在基本上就是中國,只不過中國分兩次,一次是在上世紀,是直接指;到現在是每一次都威脅,我要給你列進去了,然后我們趕快派代表團去談,在桌子底下交換,到了最后,這次我就不給你列入了,但因此我讓出了很多其它的利益。

這樣研究下來,其實我們可以不必這么當真,列就列吧,以前德國也是老被列,日本老是被列的,列了就列了唄,所以我們每次為了讓它不列進去,交換很多條件,其中的得益損失恐怕還是要考慮好。

除了匯率之外還有國際宏觀機制的協調,傳統的協調機制是:IMF、世界貿易組織和世行,但這次危機過去之后大家發現這些協調機制都不發揮作用,只有G20,國際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基本都沒有作用。

特別要指出,新的框架正在形成,從2011年底開始,以發達國家為主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區域之間的關系,處理它們之間的經濟和貿易、投資、金融關系的協定或協議,首先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然后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TTIP)”,然后是“多邊服務業協定(PSA)”,以及“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上上個星期,加拿大和歐洲的貿易伙伴協定關系正式簽署。

把這些連起來看你就發現一個事實,它是一個發達經濟體的游戲,中國完全被邊緣化,這些協定圍繞你身邊轉來轉去,就是不把中國包括進去,都是發達經濟體在做游戲,所以我們的判斷就是,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集體,已經不滿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運營規則,他們為了奪回全球治理權,現在正在進行新的“神圣同盟”,力圖樹立新規,新規就是這些。

我在這里談,希望各位注意這個事情,我最近到日內瓦去,兩個月前我到WTO總部去了,我們去了一批人,和他們談這幾個協定他們怎么看,是不是有取代WTO的跡象。當然他們這些官員閃爍其辭,老是說,你們中國還是要按照WTO的規則來做。我說那你們的新規則呢?說還是可以從中間協調的,他們老是說這條。我說WTO要談多哈回合,基本上美國人對多哈回合一點興趣都沒有了,美國人的興趣在TPP、TTIP了,多哈回合不繼續下去,WTO還能存在嗎之?他們不正面回答。

顯然這個事情已經在國際組織層面上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個新的規則正在形成,形成這個新規則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有個判斷,認為迄今為止的國際規則,包括國際貨幣、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等這些規則總體上是有利于新興經濟體的,因此它要改變。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這個事情,現在我們還是像小和尚念經一樣“不合理的國際規則”,不要這么說,那是美國人說它不合理,現在是美國人認為這個制度不合理了,他要改,這個我倒是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佐證,我也跟大家說過,去年年末國務院開過一個會,王岐山副總理主持的,我們拉一個清單,要參加新的國際規則的談判修訂,我們有哪些東西是可以參與的,拉下來后他還有一個指示,他說現在要改規則的是美國人,美國財長老給我打電話,說現在這個東西有利于你,我們要改,所以大家一定要立刻把自己的認識統一到這個新的狀況下來,不要再說“不合理的國際規則”等等,我們是WTO自由貿易最大的優惠者,同時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它現在要改,邊境交易等規則它覺得不解渴了,它要越過你的國境,進入你的勞工問題、知識產權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競爭中立性的問題,進入到你非常要害的經濟體制本質的層面上去,這是非常厲害的,所以現在有什么“國家資本主義”之說等等,都是他這套新的國際戰略的體現,他說你是搞了資本主義,但你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你用國家力量來搞資本主義,我們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搞不過你,所以我要對你約束,要“競爭中立”,所謂競爭中立,國家力量不能進入到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去。都是新課題,怎么來看這個事情。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再順便說一下,中國政府一開始對它的反應是很遲鈍的,而且很消極,很被動,不知道該怎么搞,我那天在外交部給他們的中心組學習就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變等,他們就問,我們怎么對付TPP?沒有辦法。當時一個總的判斷就是,我們又被人欺負了,那種感覺。不能老是這種心態,好在我覺得現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作出了英明決策,積極應對。一,我要參加談判,TPP談判我要去參加;二,我自己做,上海自貿區就是自己做,大家仔細看自貿區,不要以為它是一個開發區,或是優惠政策,不是那個東西,它是在那兒實施一下TPP看,大家要注意,是要在那兒實施這個東西,全部管理,負面清單,我不搞什么審批什么的,誰都可以在那兒工作,然后我們金融這方面還有一些措施推進,當然,現在也遇到了問題,這個事情非常大,特別是金融,它是可流動的要素,如何能用鐵絲網給它擋住呢?擋不住的話這塊到底能做什么呢?現在我們總的傾向是它應當做一個我們可控的離岸中心,也許這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總之,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前面講了匯率問題被人作為武器在使用,有時候我們還傻乎乎的說人家那是國際規則,是市場原則,不對,背后全是利益,你要注意;第二,這套國際協調機制正在改變,發達經濟體經過危機沖擊之后已經緩過來一點了,它現在有了一種對策,我們也應當相應的有對策,否則你在這種變化中,而且是敵對世界中,不一定能夠有效存活。

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們討論一下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我想有同仁知道,我一直說“慎言”人民幣國際化,從它的艱難程度、從它可能會延續的時間長度的角度來說,尤其我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市場的自然過程,不應當由行政當局通過優惠政策的方式推,這是我一直的看法。

最近我在研究這些事情之后發現,它是一個逼著你必須上馬的事情,否則你永遠處在這樣一個架構下,你永遠是匯率操縱國,翻開歷史一看,美國從1988年就開始指責別人這個操縱那個操縱,它從來不改,它不操縱,因為它是主導的,因為它手頭有儲備貨幣。德國后來不被指責了,并入到歐元里去,歐元起作用,它也可以指責別人匯率操縱,包括日本也會說你匯率操縱,說人民幣怎么怎么,一會兒說輸入通貨膨脹,一會兒又說輸入通貨緊縮,這個主導權不拿下來我們就永遠被動挨打,所以我傾向于對人民幣國際化應當采取比較積極的態度,但最好不要由政府天天去宣稱,到處去講,不要說,實際的做。

做的必要性首先是經濟的變化,按目前的速度測算,10到20年后中國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貨幣上要有表現,我大致說一下,現在全球矛盾最大的地方是亞洲,為什么?大家想啊,美國那邊,美國的GDP大概全世界17點幾,美國貨幣的覆蓋大概近60%,也就是說,美元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貨幣,它的貨幣不僅服務于它本身的實體經濟,還服務于其它地方;然后是歐元,歐元基本是持平的,GDP在二十幾,貨幣二十幾,歐元這次改革之前它貨幣覆蓋的比例還低于它經濟覆蓋的比例,說明歐元并不完全是國際化貨幣,它是很內斂的,因為它與堅持德國的傳統有關;只有亞洲,如果把GDP加上,我們的GDP占30%幾,亞洲的貨幣,七七八八都加在一起,6%,也就是說30%幾的GDP只有6%是自己的貨幣在里面定價交易,其它的不用美元就是歐元,再不就是英鎊、瑞士法郎,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問題,而且別人會永遠指責你匯率操縱,管還是不管?不管會出問題,管了又說你不自由,所以亞洲地區,說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是,經濟是很大,21世紀在經濟上,亞洲的問題是最多的,所以美國要重返亞洲有它的道理,而現在歐洲這些國家也都拼命的往亞洲來,也是因為亞洲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經濟上巨大的反差是所有問題產生的根基。我們還是要把這個事情當成個事來推動。

作為國際貨幣就有很多探討了,如下功能:

計價,我們要推進在貿易中用人民幣計價,在資本輸出中用人民幣計價;然后是交易終結,交易之后就是支付清算,有了支付清算功能就有價值貯存的功能,到了人家的儲備貨幣了,這還不夠,傳統意義上的國際貨幣有這幾條就夠了,但現在不夠了,現在增加了兩個內容:一是風險管理,人家用你的貨幣能不能去管理風險,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美元為什么后來又走強了?不只是它的儲備、交易,美元定值的金融市場提供了足夠的管理風險的市場、工具、機制,要對沖一個什么東西可以直接用美元這個產品,歐元沒有啊,為什么英鎊那么強?英國的經濟體很小,它大量提供了管理風險的功能,它有好多工具是可以管理風險的,換成英鎊倒來倒去之后風險就可以有效地管理、規避,危機一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功能,避險,全世界都不可信了,我這點財富放在哪上面好,現在還是選美元。當然,我看最近的報導說,人民幣遞減功能已經出現,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強勁,政治穩定,它的貨幣是針對避險貨幣的必要條件,這一點只有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所以我們討論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要綜合考慮這些所有因素,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推進戰略,當然,我們講儲備貨幣的時候不僅是利益,也意味著提供了全球公共品,應當是有責任的,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

這個表給大家展示一下國際外匯市場主要貨幣日軍成交金額占比(1992至2013),我們講貨幣國際化,都講實體經濟,比重這么多了,是,現在在國際交易中大量是貨幣和貨幣之間的交易,這塊我們比重很小,僅就貿易而言我們比重已經很高了,我印象中是6%,但你想貨幣和貨幣,你沒有避險的東西,所以貨幣和貨幣之間情況就變化了,好在這兩年有一個變化,2013年6月,我們是2.2,除以2就是1.1%,這是雙邊統計的,加總是2.2%,這個數字,我看媒體最近在炒,中國避險貨幣已經到了2.2%,其實是1.1,從無到有,但才1.1%,還早著呢,一年一個點,這個變化我們等不及,但好在排位上我們已經從第17上升到第9,而且這個發展主要是境外人民幣市場高度發展,現在是第一大的,在外一萬多億,第一大是香港,第二大應當是新加坡,現在倫敦不可小視,倫敦發展極快,我覺得也會它現在有非常快的一套機制建立起來。

人民幣國際化有幾個條件,我這里列了六個條件:

第一,恐怕一段時間里我們對其它主要國家是長期持續貿易順差。現在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主要條件是長期逆差,不逆差美元出不去,它已經是主流貨幣,我們現在是要爭取成為主流貨幣,怎么爭取呢?怎么吸引別人拿你呢,是因為你強,肯定不是因為你弱,你弱了以后別人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你爭取成為主流貨幣和已經成為主流貨幣這是兩個節點,兩個不同,前一階段是順差,別人求著你,我要拿你的貨幣買你的東西,這個現在不行,中國只對美國,對香港保持大的順差,對其它的基本都是逆差,這種情況是不利于人民幣的,這是整個貿易格局、貿易競爭力的問題。

第二,對外資本輸出要用人民幣,如果資本輸出走向非洲,我用美元,那是為虎作倀,你走到哪里就把美元帶到了哪兒,所以必須要用人民幣;

第三,國內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我們前面講過了,要這樣那樣,要管理風險,國內工具都沒有,拿人民幣不能存在中國銀行的帳上,吃那零點幾的利息,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在全球設立若干人民幣離岸中心。

第五,確立嚴格可信賴的產權保護制度,這就很深入了。

第六,便利和低成本的交易機制,支付清算體系的國際化。這些都在做,現在倒過來,最后一條開始做,跨境貿易結算,其它方面的進展都還不是特別迅速。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有個匯率選擇問題,我認為保持人民幣強勢和匯率穩定是個選擇,因為只有如此,大家一定要記住,這段時間你是吸引別人持有你,只有如此別人才持有你,如果你是一個弱幣,拿到手里就貶值,那人家就不會持有你,這和我們其它的一些對外戰略必須協調一致。美元替代英鎊以及歐元的啟動無部經理這個過程,而且在這里要說,龐大的外匯儲備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外匯儲備這個問題在中國這個地方真是,曾幾何時人們眾口一詞說多了,美國說退出量寬馬上就有人說少,這個東西就沒譜了,要是從本國貨幣國際化的角度來說,你有大量的現在的主要儲備貨幣作為儲備,是你貨幣啟動的重要條件,別人覺得這個貨幣可信賴,哪怕它的國家都不行了,還有這么多外匯儲備在,有美元在,還得清啊。大家注意歐元,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研究,歐央行,你看它的儲備,現在就三四百億美金,而且主要是黃金,你看它剛啟動的時候,2700億,主要是美元,因為那時候它啟動還要借助它和美元的關系來作為它的信用保證,所以現在我們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好的,對我們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資本項目開放,我覺得應當持謹慎態度,還是應當放在最后,如果說有順序的話,匯率可以在前,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還是要稍微放后一點,現在我們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可能會提供一些新的改革實驗場,讓我們探討各種新的可能。我覺得在現在的情況下,對上海自貿區的研究大家要加強,中國社科院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上海自貿區研究基地,設在上海研究,上海,而現在我們主要研究香港,怎么樣在上海復制香港,然后去研究倫敦,怎么做一個離岸。

今天我就講到這里,我大概歸納一下,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我覺得應當全面地看,不應當局限于儲備貨幣、匯率問題和國際協調機制的問題,比儲備貨幣要大得多,而我們對這方面不太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應當實實在在地進行,推動這個有大量工作要做,從金融角度來說,當下我覺得建立一個有效的、可控的和在岸有一定管道,可以放一放、收一收的離岸市場其實可能是有價值的探討。

上海,我們拿出中國最發達的一個城市、一塊地方來實驗TPP,這個戰略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希望大家關注。

謝謝。

主持人:

非常感謝李揚老師給我們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發表了一個非常有啟發、內容非常豐富、精彩的演講,李老師是不是接受一個問題?

李揚:

我和曹遠征老師不約而同都講到了上海自貿區,一會兒吧。

主持人:

好的,因為時間關系,我們就把一兩個問題的互動放到最后,李老師剛才的講演,我個人收獲很大,學到了不少東西,他的邏輯非常清楚,第一,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不僅僅是儲備貨幣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匯率問題,接下來他就談到保持匯率穩定的重要性,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匯率穩定的重要性,以及之后會談到將匯率作為一種國家武器,其實是發達國家應用很多年的事,我們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其實隱含的意思就是,我們其實也是可以用的,我們不要客氣。

之后談到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性,特別是談到TPP、TTIP,都值得關注,最后他談到人民幣國際化,值得我們期待,并且談了一些很好的建議。

現在我們有請第二位主旨演講嘉賓曹遠征博士,我也簡單介紹一下:

遠征博士是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也是我們國家非常有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他是1986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中國人民大學非常驕傲,今天兩位主旨演講嘉賓,包括我這個主持人都是出自人民大學,據我所知,他是我們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經濟學博士,所以我們認識很早,我們在80年代中期就認識了,從80年代后期開始他一直活躍在我們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曾經在國家體改委擔任過處長,體改研究院擔任過副院長,從1998年開始到現在先后擔任中國銀行中銀集團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以及中國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遠征博士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包括世界經濟、國際金融、銀行管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等,他發表過大量著作、論文,也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同時他現在還兼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兼職教授和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等種種職務,現在我們隆重有請曹老師。

曹遠征:

謝謝,跟李揚沒有約定,但不約而同,都是談這個問題。

剛剛李揚教授從全球的視野提出了改革的問題,我就從橫的角度談一談這個問題,包括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問題,我報的題目是“人民幣國際化、上海自貿區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大家知道,2009年7月2日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提出是2010年要把上海建造成國際金融中心,到2020年建成,現在提出要建立上海自貿區,三者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它有什么樣的邏輯聯系,這是我今天報告的主旨。

我首先要談話一下人民幣的發展。

剛剛李揚教授講得很清楚,人民幣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我個人看到它倒不是中國自己的努力,而是國際上有需要,是國際貨幣體系變動的結果,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人們就發現亞洲地區存在一些基本的金融缺陷,稱之為“貨幣原罪”,表現為三個方面,一個是貨幣的錯配,一個是期限的錯配,再一個是結構錯配。

所謂貨幣錯配,剛才李揚教授已經說了,這個地區的區外貿易非常之大,一旦區外貨幣有個風吹草動,本地貿易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第二是期限錯配,種種原因區外資本流出短期資本,一旦宏觀經濟不穩定,資金開始流出流入,就會給本地經濟帶來嚴重傷害;

第三,結構錯配,本地區的儲蓄率很高,但本地的金融不是很發達,最后由外國再投到本地區,拿中國來說最典型的,你形成了極大的外匯儲備,但是中國是美元市場,形成了儲蓄流向外面,外面再投回來,這種結構。

它的核心問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又重新體現出來,本地區對美元高度的依賴,然后形成了系統性風險,這個系統性風險首先表現為流動性風險,如果美元供給不足,本地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事實上人們在1997年發現,如果通過本幣結算,減少地區貿易受非本地區貨幣的影響,并由于本幣結算,本幣貿易融資將得到增加,對非本地區貨幣貿易融資的依賴將會減少,擴大經濟貿易合作。

最近亞洲經濟又開始動蕩,于是構建亞洲金融安全網就變得非常重要,李克強總理也特別提出,在建構過程中一定是本地化的建設,李克強說了,在APEC會議上,談了互聯互通,就是要用本幣來穩定本地區的金融按照。

人民幣國際化從09年7月2日開始到現在,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條件下起步的,貨幣應該是全面可兌換貨幣,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可兌換貨幣,盡管我們知道可兌換貨幣并不一定是國際貨幣,但國際貨幣一定是可兌換貨幣,目前人民幣在資本項目是不可兌換的;

第二,作為國際貨幣一定要補充流動性,那么這意味著對外逆差的增強,不一定要全面逆差,但一定要有某種逆差,或者是經常項下,或者是資本項下。我們看到,中國現在是雙順差,資本項和貿易項都沒有逆差。

第三,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這個國家的央行就對國際負有責任,現在大家批評美國,美元是國際貨幣,它的溢出效益會對全球帶來很大的影響,我們說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不是全球的貨幣政策,從一國貨幣成為全球貨幣的話,那么它一定是對全球負有責任,我們想,即使人民幣作為全球貨幣來負起責任,它也一定需要操作的市場,剛才李揚教授也強調了,我們國家缺少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尤其是缺少固定收益市場,即使有好的貨幣政策也難以推進下去,對方也沒有很好的操作工具避險。

上述幾個條件都不具備,人們比開始啟動了,如何對付這些挑戰就變成了我們討論的核心所在,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實用,怎么來使人民幣可兌換,怎么形成逆差,怎么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

我想這是去上海自貿區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問題,來看人民幣目前的使用。

人民幣目前增長情況是非常快的,到目前為止,09年7月2日到現在大概五年的時間,這是人民幣貿易增長的,已經占對外貿易的14%左右,跨境貿易的結算額增長速度是直線上升,從它的使用過程來看,在2009年的時候僅僅是5個城市365家企業,到目前為止擴大到了全國所有的省份和城市;第二,09年時僅僅是貨物貿易,現在有了服務貿易;第三,09年時僅僅是經常項下,現在是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投資。

人民幣國際支付的比重不斷增加,根據SWIFT的《人民幣追蹤報告》,人民幣國際支付進入了前十。

人民幣國際化對上海的挑戰,我們也知道,當年在設計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順勢提出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2020年上海要成為跟人民幣地位相匹配的國際金融中心,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對上海的挑戰是什么?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人民幣跨境結算是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為“上海方式”,即內地代理行模式,也就是說,任何一家外國的機構可以通過它的主辦銀行在中國境內尋找代理行,通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交通銀行上海總行進行結算;

第二種方式是離岸中心的方式,我們稱之為“港澳方式”,任何一家貿易商可以通過它的銀行參加中國銀行中銀香港進行清算,中銀香港跟人民銀行進行清算,中銀香港實際上是在香港成立,當然了,中國銀行是人民幣的中國銀行。

我的問題是這兩種方式,請大家注意,在2009年7月2日同時推出,但結果呢?你會看到,在短短五年中間,香港(紅色區域)增長非常快,但大陸(上海方式)只是略有增長,相比之下黃色(其它地區)包括倫敦,增長也比較快。我們的問題是,為什么兩種方式同時提出會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人民幣跨境結算中心不在內地,不在上海,而在香港。

從支付的角度來看也是這樣,紅顏色的是香港,往上看,綠顏色是其它地區,那么就提出了很深刻的問題,人民幣在中國,而在中國的國際支付中心,上海占的比例最低,反而香港成為最高的,而現在其它市場也變成了最終支付市場。

總結一下五年的發展,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上海的跨境貿易結算額累計2614億元,而香港高達5.16萬億元,兩者相差近20倍,其它海外地區(如類似于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等)也已達到1.11萬億,五倍于上海方式,并由此也造成了人民幣國際支付地域分布上的差異,中國大陸(在岸市場)處于下降態勢,而香港和其它地區(離岸市場)處于上升態勢。

為什么同時以貿易起步,同時推出的結算方式,卻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呈現出不同的態勢?上海的在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不如以香港為代表的離岸市場的發展?

這是一個問題。這個時候就提出了上海自貿區。

我們比較一下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架構。

香港離岸市場其實很簡單,它實際上是這么一個原則,人民幣以何種形式流出這個事兒我不管,但如果你用資本項下回流,則必須通過香港。貿易下的流出流入我不管,但資本項下如果回流大陸,我們需要管制,這種管制是中國銀行香港承擔的,實行人民幣清算。這樣一種模式就好象是在大陸和香港之間筑起一個壩,這個壩有閘門,人民銀行和香港監管局作為兩頭的管理者,壩的存在就可以蓄起很多水,水深了就有大魚出現,于是,在香港的水憋出一個離岸人民幣市場,而這個市場中除了人民幣基礎產品,股票債券,還出現了人民幣的衍生產品,香港成為了一個豐富的人民幣市場,而香港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也支持了這一市場的發展,所以香港自然而然就成為了離岸中心。

對貿易商來說很簡單,如果我跟上海做生意,我拿到一筆人民幣,反手可以在中國進口中心,否則人民幣沒有用,在香港做,我拿到人民幣,如果我不從中國大陸立即進口東西,我在香港投資,也可以收益,香港是得益于資本項下的管制。

上海很簡單,就是一個貿易項下,沒錯,貿易項下是開放的,你的資金可以通過跨境人民幣的貿易結算自由流出,但你會發現,沒有一個頭寸的投資的場所和渠道,從而使流動大大減弱。

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盡管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地中心,但金融發展程度不夠,金融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特別明顯反映在固定收益市場上,這意味著上海即使把它水憋出來,池子也不是很深,結果就是都到香港了。

總結一下可以看到上海市場和香港市場的差異,第一個就是資本項目的開放及人民幣可兌換的程度,由于人民幣目前盡管在經常項目上可兌換,但資本項目上不可兌換,致使上海難以想香港那樣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上的環流,并影響到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中的使用規模。

第二是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善水平,由于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上海缺乏發展金融市場,尤其是包括衍生品在內的固定收益市場的需求。同時,相關的法律、人才及技術條件也存在缺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實現資本項目開放,也難以成為引領潮流或有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有沒有辦法改善?我們覺得有了新的契機:

第一個契機就是資本項下管制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人民幣國際化的使用使我們資本項下管制出現一個新的現象,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為什么要資本項下管制,因為它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如果資本項下,開放就意味著本幣跟外幣可兌換,由于本幣不是國際貨幣,外資的頻繁流動就會對本國經濟帶來很大的影響,剛才李揚教授特別談到這一點,就是匯率操縱的問題,其實是大國貨幣在操縱,它唯一采取的辦法就是管制資本,管制資本就是不可兌換,資本項下的開放和貨幣可兌換是兩件事,連利息,這就構成了一個傳統發展中國家的難題,我們知道,做市場經濟一定是資本項開放,但開放就要貨幣可兌換,一兌換就會有沖突,于是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傳統難題中試圖開放,又不敢,好一陣兒又試圖再去開放,后來又遇到困難,又關門,中國實際上也面臨著重重難題。

但我們說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情況下,這個難題出現了某種新的情況,難題可能有新的解法,我們來看看中國資本項下的管制,按照IMF的定義一共有三個科目,中國大概85%的科目都開放了,目前只有三個實行管制的科目:

一是外商直接投資需要審批,境內對外投資也需要審批。

二是中國居民不得對外負債,對外負債需要進行外債規模管理。

三是中國資本市場不對外資開放,尤其二級市場不對外開放,如果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需要某種特殊的管道安排,比如QFII。

但隨著人民幣的使用,你會發現這三個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是什么變化呢?你會發現我們在保持對外幣管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向本幣開放,向人民幣開放,我們看三個科目,第一個科目,如果外商以人民幣投資,其審批條件寬于外幣,2011年后頒布的鼓勵外商以人民幣投資條例,其中,與外幣投資相比至少有一個條件寬松,2011年我們鼓勵中國企業以人民幣對外投資的形式走出去,這個管制也大大放松;

第二,目前中國居民還不能自由對外以外幣負債,但可以對外以人民幣負債,去年,深圳淺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理論上中國企業在香港借人民幣,這是對外以人民幣負債,更何況香港點心債市場有很多在大陸,使用債券的形式對外人民幣負債。

第三,中國資本市場在保持對外幣QFII的管理下,但你突然發現鼓勵外資以人民幣QFII投資中國市場,去年是2000億,現在對三類機構開放了人民幣債券市場(銀行間市場)。

由于我們突然發現資本項開放用本幣進行,因此,資本項開放并不意味著本幣與外幣的可兌換,它創造的條件可以分離操作,首先實現資本項下的開放,進而再說資本項下本幣與外幣的可兌換,請大家注意,今年國務院頒布了體制改革的方案,其中有一句話,提出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方式,它的含義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已經開放了,這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兌換,怎么叫做可兌換呢?如果從未來來看,就是這三個科目逐漸跟人民幣的條件相一致,而這恰恰是上海自貿區最核心的概念,一個市場(人民幣市場),一個額度(回爐額度),如果是這樣的話,上海就不存在所謂人民幣資本項下的用途管制問題。

這是我們看到的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既有外商進來的,也有人民幣對外出去的,到今年一季度,現在增長是很快的,間接投資也大幅上升,主要是RQFII的審批,而且我們看,國際收支的開放程度是在提高的,尤其在資本項下,大家注意到,除了機構以外,個人的開放也在進行,最終是人民幣的跨境個人投資。

從未來來看,各種對外投資的逐步放松正在制定更多細節,更多可以允許個人用人民幣的形式對外進行投資,我想,如果香港市場將來有人民幣股票(現在已經有了),這可能就拓展了大陸居民對外投資的渠道。

金融基礎設施的發展,談談利率的市場化。

目前的利率是存款上限,但你發現其它市場全部是放開的,遠端利率和貨幣市場短端利率,而存款利率中間很可能將來按照思路是先長期,最近CD肯定要發行,進而才是小額短期,最后用存款保險制度來放開,這意味著固定收益就有發展的機會。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到今年4月份,中國債市規模第一次超過50億,改變了中國市場上的結構,單邊市意味著兩個含義,只能漲不能跌,第二是只有股沒有債。現在平衡了,可以做配置、做對沖了。

固定收入產品在豐富化,跟這個相關,金融脫媒也出現,這意味著中國金融結構在發生著深刻變化,也就是說不再是單純的間接融資為主了,開始向直接融資轉變,而且我們認為今年是革命性變化,貸款融資規模第一次下到了50%以下,而十年前貸款占整個社會融資規模的90%幾,這都意味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這就為上海的建設提供了新的條件,我們說,它的外部制約正在消退,按現在的估計,隨著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有望在2015年前后在資本項下人民幣實行基本可兌換,當然還是有管制,但基本可兌換,利率市場化也有望在2015年前后。

根據國際經驗,利率市場化,金融開始脫媒,金融市場的發展將快于傳統商業銀行業務,而資本項目開放使外資參與這一市場,從而使金融市場國際化,奠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條件。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自貿區開始發展,剛才李揚教授特別談到上海自貿區,我想上海自貿區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中國的自貿區,二是試驗區。大家注意,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為什么是中國的自貿區呢?因為上海跟其它地區都不一樣,它是人民幣的本幣中心,你在其他地區都可以做自由貿易的實驗,但沒有上海,它不是一個金融市場;

第二,這個自由貿易是一個試驗區,試驗新的制度、新的安排,什么是新的制度呢?剛才李揚教授講TPP、TTIP,最重要的就是負擔清單管理,二是準入前國民待遇。所謂負擔清單管理就是沒有禁止的活動即可從事,不需要經過任何審批,而我們知道我們現在都還是“正面清單”,政府有許可,禁止的你當然不能做,不禁止的你也要獲得許可才能做。二是準入前國民待遇,目前在中國所有的企業是有國民待遇的,但辦企業是有準入條件的,所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就是除國民待遇外不設任何前提條件,我們看到這方面正在做,特別現在這個是國家工商局,你辦企業可以先有證,而不是像過去,要先有項目才能去申請企業。

對上海自貿區來說它的意義是什么呢?一是以開放促改革,中國經濟過去是審批經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比較多的,十八大特別提出了要理清政策與市場的關系,我想兩個關系要理順,一是政府要對素價格的控制,最核心表現在利率和貨幣的共識;二是政府對準入的審批。設了很多前提條款,即使在前提條款的后面還有“玻璃門”、“彈簧門”,減少審批是改革的重點,而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是這一改革的體現。

二是以服務貿易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優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工業為主的,工業包羅萬象,但服務業落后,“十二五”提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主要是這兩個方向,重點發展服務業,二是內外需共同發展,重點是擴大內需,核心是保消費。這兩點都指項服務也的發展,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服務業是短板,服務業怎么發展就變得很重要,這時候回顧一下深圳的經驗,當年深圳開放的時候大家意見很多,而我們開放的目標十分明確,說是要解決三件事,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管理經驗,這里我想特別強調管理經驗,在八十年代初我們對什么叫企業是不知道的,政府怎么管理經濟是不懂的,我講一個故事,當時日本有個很著名的經濟學家叫小林實,他到中國來,我們陪著去看了一圈中國的企業,看完了,回來座談我們問他觀感如何,人家一句話令我們大跌眼鏡,大吃一驚,說“我沒看到企業。”我們說你看了這么多東西怎么不是企業呢?“那都是工廠”,是個生產單位,不是自負盈虧的組織,現在大家學習都知道,所謂企業有治理結構,是用產品的勞務來獲得實現財務目標的一種商業組織。同樣,如果我們說服務業是短板,服務業怎么做我們不是很清楚,那我們去看看深圳的經驗,正是深圳的改革開放人們學習了技術,引進了資金,更重要的是學習了管理,然后深圳經驗擴散到整個中國,引領了中國制造業的成功,使中國制造成為世界工廠,上海能不能通過開放來促進服務貿易,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使上海真正成為服務貿易的高地,從而引領中國產業結構調整。

第三,剛才李揚教授也特別調整了,以自由貿易實驗區向更高標準的開放靠攏。TPP和TTIP不僅僅是貿易協定,還有更高的開放標準的要求,拋開政治含義和意識形態不講,就經濟意義而言,這是對中國現有經濟體制提出了很多的挑戰,如果和WTO相比,它和WTO的規則是不一樣的,WTO只限貿易體邊境間開放,僅涉及關稅、貿易和非關稅壁壘等開放市場舉措,而TPP和TTIP則涉及貿易體境內的經濟制度安排,入境證中立,政府不能對所有企業有歧視,這次中美戰略對話提出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國有企業為什么這么強勢,這是形成投資如此之高的原因,比如說勞工保護條例(自由公會),這需要勞資談判,核心就是自由公會;還有清潔貿易,所謂清潔貿易的機制就是如果你不環保,碳排放比較高,我有權對你征收碳稅,而且征收理由很冠冕堂皇,這不是懲罰,而是促進你更加環保,等等這些涉及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其主要措施是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

上海自貿區恰恰通過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試驗,向更高標準的開放靠攏,從而是第二次“入世”,這個問題非常之重要,我們知道TPP已經對中國關閉了,而且說我不再找你談,言外之意,你要談就來找我,我的標準不再改變了;請大家注意,在中美戰略對話中有一句話,美方高度關注上海自貿區的發展,中方承諾加快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外界的解讀是中國努力跟世界標準保持一致,所以李克強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說這是第二次入世,而且必須壯士斷腕,我們知道,中國第一次入世簽定了2700個條例,入世不是簡單加入不加入的問題,而是制度變遷,如果是第二次入世,這是向更高標準靠攏,按更高標準的國際慣例辦事。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上海自貿區具有非常重的意義,如果把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聯系起來,金融安排就有特別重要的含義,上海自貿區金融安排的核心我們認為是形成離岸人民幣市場和在岸人民幣市場的連接橋梁,它要做到的就是“一個帳戶”、“一個市場”,一個市場就是人民幣市場,不論外資還是內資,都是人民幣,一個帳戶就是回流內地的帳戶。如果這個市場形成就會看到這么一個效果,當人民幣可以自由買賣,貨幣是自由化的,利率是匯率的評價,那么利率也就可以市場化,當一個帳戶流動管理,額度可以回到陸家嘴,隨著額度的逐漸放大,它的資本項下的開放就能逐漸做到,那么這就意味著全面的可兌換終將實現。

剛才李揚教授談到,這個安排是可以做到的,自貿區不就是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嗎?香港是提供了金融產品,提供了管理經驗,提供了制度辦法,把香港經驗搬到上海,上海自然就會成為一個新的市場,而且上海市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比香港市場更有前景,因為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地中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這么看,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在過去一個月中注冊企業據說已經快上萬了,其中幾個是完全放開的,文化企業放開,文化企業注冊將近200家,醫院放開,外商可以獨資辦院,保險公司可以獨資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在上海可以進一步加快人民幣的發展,首先在機構方面加快服務貿易的開放,特別是實行外資多類型金融機構的國際待遇,尤其是加快金融形租賃行業的發展,中國租賃業發展一直比較緩慢,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租賃需求越來越高,飛機、貨車、大規模基礎設施、廠房市場;

二是發揮上海現有各類交易所的作用,尤其是商品交易作用,提升人民幣定價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資產的國際接受度。我們知道,中國是最大的大宗產品進口國,拿石油來說,中國已成為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但石油的定價是美元;銅,中國是用銅大國,但給銅定價的是美元。能不能通過上海期貨市場的發展提高對大宗商品進而對金融資產的人民幣定價?

在產品方面,應該鼓勵境外機構在上海發行熊貓債,探索境外企業在上海資本市場以人民幣上市。利用上海跨國公司總部聚集地的優勢,積極推進人民幣跨境貸款和擔保,尤其是國際大項目人民幣融資安排,這次在中國東盟中間大家都知道有幾個大項目出現了,一個是泛亞鐵路,從昆明到新加坡,昆明到印度,要加速建設。第二我們也知道,海上有個項目,南中國海的沿岸港口建設,一直從廣西到新加坡。第三還有岸上的輸油管線建設,包括中俄印三國的輸油管線,這個東西能不能用人民幣安排?

金融基礎設施方面也可以做相關工作,比如利用試驗區,梳理和解決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法律和國內法律的差異;幫助人民銀行在上海的CNAPS系統的建設,加快形成全球人民幣清算系統;鼓勵金融機構完善并使用SHIBOR定價機制以鞏固其在利率市場化中定價基準的地位。這些方面都是進一步改進的工作,我們相信隨著上海自貿區的發展,特別是人民幣在上海市場的使用,不僅僅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可持續的機會,更重要為穩定世界經濟,對解決全球性,特別是亞洲地區的貨幣錯配問題,能提供一個新鮮的安排,這會使金融更加穩定,也會使世界更加繁榮。

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主持人:

感謝遠征博士的精彩演講,內容非常豐富,從人民幣國際化開始說起,到中國的資本帳戶開放以及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其中有兩個觀點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雖然現在條件不具備,但因為它有重要意義,所以要走特殊的路徑,這個路徑是與傳統路徑不一致的;二是我在整個演講中注意到,遠征反復比較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離岸模式和在岸模式,上海模式和香港模式,這是非常有啟發的事情。

我就不再多評論,他們的演講有太多亮點,現在就給兩個問題的提問機會,每個老師分別提一個問題。

現場提問:

有個問題我想問一下曹博士,上海自貿區現在剛剛起步開始建設,隨著上海自貿區未來試驗成功,它將會對香港產生怎樣的影響?未來二者是傾向于對立還是互補?謝謝老師。

曹遠征:

我相信是互補的。這么說吧,上海可能是中國的紐約,香港是中國的倫敦,倫敦市場和紐約市場區別在哪?你會看到紐約是本幣市場,它料理本幣業務不料理國際業務,因為美元是國際業務;但倫敦是多幣種的市場,包括這次李揚教授講的,我們認為倫敦很快會超過新加坡,成為人民幣第二個大離岸中心,它處理人民幣,不是它的本幣,過去倫敦曾經是離岸,或者說海外美元、歐洲美元的主要市場,香港恰恰跟倫敦一樣,它是多幣種清算中心,多幣種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發展,香港和上海在這個意義上更多是互補的關系,上海是中國的紐約,是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市場,而香港是中國的倫敦,更多是多幣種進行交易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這么大,容得下兩個金融中心,這當然是一廂情愿了(笑)。

現場提問:

我來自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平時跟曹老師請教得比較多,所以我想借此機會向李揚教授請教一個關于自貿區的問題,剛才您提到我們自貿區建設的目標是建設成一個可控的離岸金融中心,我的問題就是,上海自貿區建設將來是要建設成香港這樣的自由中心嗎?我們自貿區將來開放的路徑會是怎么樣的?可控主要是通過哪些手段和措施?謝謝。

李揚:

你們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上海自貿區,我說可控,是指離岸和在岸之間溝通的時候可控,上海呢,我們都同意,建立一個完全的離岸市場,它的榜樣就是香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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